Archive for 六月, 2009
30、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14 六月 200930、海外侨胞
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华侨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千多万元。
飘落在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他们对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是不能忘记的—-
为支持国内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900多个，其中专事抗日工作的救国团体就达900余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而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有的通过抵制日货，在经济上给敌寇以沉重打击；有的通过募捐筹赈、认购国债和侨汇等方式，在财力上给祖国以支持；还有的通过捐献飞机、大炮、汽车、弹药、衣物、药品等军需物资，支援前线抗日军民；更有的冲破重重障碍，回国参军参战，甚至为国捐躯。（注1）
29、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下） 斯文汉
14 六月 200929、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下）
C、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与援助
a、德国对中国的援助 曾有网友（注1）说过：“
曾有网友（注1）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日本是同盟，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相信德国人在抗日战争初期会对中国有什么军事援助。其实，在抗战初期及抗战之前德国对中国确实有很大的军事援助，这种援助随着二战中德日意同盟的建立而结束。如果‘七七事变’再晚几年发生，德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建制成军，那么抗战的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的确，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注2）—-
28、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中） 斯文汉
14 六月 2009苏联的援助： 作为近邻，苏联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既有过与侵华的日本有过自私的交易，也有着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记录。 a、中苏关系和中、苏、日三角关系概况（注1）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
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遂成为中国在抗战初期的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苏联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不过因素质的差距，结果并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国境内的制空权。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联与日本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又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再发生武装冲突，而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和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因而该条约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
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去，并破例与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有效期为5年）。至此，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迄今还有中国人因为这些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又支持了白俄的反苏活动，而苏联也支持、庇护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悉数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 b、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况（注2）： 1937 年7 月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献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并举办展览等。同时，苏联还从物资、贷款、军事人员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苏联援助中国抗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恶性膨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此时的日本，不仅要称霸东亚，而且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苏联在此情况下，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就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20年代末以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并就对日的双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定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同年9月以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开始陆续运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国抗战形势更加险恶。中国政府呼吁美、英、苏等国家给予援助。 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明确保证：“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应中国政府邀请，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达3665人，军事顾问200多人，在中国服务的苏联总人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苏联元帅和将军。 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注3）—- “首先，苏联对抗战的援助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示范作用。在当时德、意、日邪恶轴心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建立广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呼吁美英等国给予援助均遭拒绝。相反，美国还大量供应日本各种原料和军用物资。而苏联政府则在正确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趋势，排除了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以实际行动反对了绥靖主义政策。既维护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又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树立了榜样。 其次，苏联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支援，不仅从精神上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且对中国抗战从整体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挫败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苏联顾问在抗战初期重要会战中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为我军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起了一定作用。大批苏联空军志愿人员的直接参战，对中国空中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联对华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使中国紧紧缠住日本，使其不能北进，防止由此导致日本对苏联进攻。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1939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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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上）
14 六月 2009 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曾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如美国、苏联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如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一些反对侵略的国际团体、个人也提供了宝贵的支援，许多外国朋友为了援助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我们熟悉的白求恩、柯隶华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在民族危亡时期弥足珍贵的外部援助。而过去长期由“正史”流行的“小米加步枪打赢了日本鬼子”的夸海口说法，实际是违背历史的和欺世的典型谬说！ A、美国的援助与支持（注1） 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主流媒体舆论一直是站在中国一边为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表示尊重与赞颂的，同时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当时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生活》周刊都刊登了大量中国军民英勇抗日的报道，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下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事迹。 美国的初期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了武器装备。在抗战期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 a、 珍珠港事件（注2）前的支援（注3） 1934年4月，日本东京外务省发表一项强烈的抗议，反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 中日两国开战后，美国因与日本有商务条约限制，不可能直接对华援助，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却暗中间接的帮助中国—- 自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将白银退出流通领域，而中国拥有大量过剩的白银，急需在国际市场上售出，以换取外汇、购买军火等作战物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美国政府分6批共购买了中国31200万盎司白银，总值为13800万美元，其购买价要高于市场价格。 1940年中国获得美国两项借款，“滇锡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 1940年3月7日，美国以增资进出口银行的名义划拨2000万美元贷与中国。 1940年9月13日，经过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几经努力多方游说，美国同意再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新贷款。 1940年11月2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指示摩根索在24小时之内给予中国一笔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贷款，同时还要求琼斯从进出口银行提供另外一笔50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 1940年7月，美国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对日本禁运扩大到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飞机零件、光学仪器、金属加工机械和各种战略物资。 1940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扩大对日禁运，其中包括对于日本制造军火迫切需要的黄铜和纯铜。 1941年3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美国总统罗斯福答应中国的援助请求，明确宣布美国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英国、中国等国家。美国国务卿赫尔拒绝日本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和停止援助中国的外交建议，反而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 1941年4月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发布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陆海军航空部队退役人员参加美国志援队。中国以优厚的价格购买了10架美国飞机，而英国本来对这些飞机享有优先购买权，是美国给正急需飞机的英国做了工作，才使得这些飞机抵达了中国。 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两天后正式通知国民政府，他已批准将首批价值4500万美元的军用器材为援华租借物资。 1941年5月6日，美国政府指定居里为依据“租借法”实施援助中国军火物质计划的负责人。 1941年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从纽约起运,前往中国。 1941年5月25日，美国再一次批准援助中国价值454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 1941年6月9日，第一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等地勤医务人员组成的美国支援队乘飞机前往中国。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美国巡洋舰“盐湖城”号和“北安普敦”号为第二批前往达中国的援助人员护航。 1941年7月23日，罗斯福更近一步批准居里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为一支有500架飞机的中国航空队提供装备和人员。 1941年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全部谈判。 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1941年8月1日，“飞虎队”正式成立。 1941年8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日本全面禁运石油。同日，英国、荷兰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美国8月7日又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1941年8月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放弃了进攻苏联的企图。 1941年8月9至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当然包括日本）、保卫民主主义。 1941年9月6日，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参加决定“不辞对美作战的决心”。 1941年11月7日，在获知日本决心打击美国的情况下，美国制定备忘录：1.不派遣军队援华；2.美国义勇部队援华应在最大限度进行；3.加强对华援助；4.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 1941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日本备忘录《最后通牒》，不仅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还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美国的态度终于使日本不能忍受。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日本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
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 b、美国的民意和政府因此的声援与侧应（注4）： 1938年2月，毛泽东就在对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表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1938年7月1日，美国国务院军品管制司司长格林向148家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商发出劝告信，表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任何从事那种轰炸的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国家出售飞机或航空设备。因此，国务院将极不乐意签发任何授权直接或间接地向那些正使用军队攻击平民百姓国家出口任何飞机、航空武器、飞机引擎、飞机部件、航空设备附件或飞机炸弹的许可证。” 美国国务院还要求与外商签约而难以终止契约的厂商，无论其是否有许可证或是正准备申请许可证，都要向国务院通报其合同的内容，美国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 美国政府还组织力量拍摄了日本空袭中国上海的记录片，供美国公民观看，很多人在映后越来越对日本侵略中国感到反感和愤怒。 1939年6月16日，美国民意测验表明，同情中国者占74％，同情日本者占2％。赞同不买日货者66％，反对者34％。赞同对日禁运军用品达72％，反对者28％。 鉴于此情况，美国政府决心对日本采取制裁行动，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消除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 中国对此深感振奋，蒋介石闻讯立即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称此举为“总统和国务卿的伟大而辉煌的举动，减轻了中国自卷入冲突以来面临的极严峻的危机。” c、珍珠港事件后的支援（注5）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而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却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军队在缅甸打败英法军队，中缅国际物资的通道被日本人控制，这样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被斩断了。此前，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就曾向蒋介石进言：“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的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据中国政府统计，当时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武器弹药等只够勉强维持两个月。1942年1月，日军进攻长沙时，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战斗进行最激烈时炮弹告罄。战区长官电告重庆，军令部无奈答复：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共产党延安总部也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弹药、粮食、被服支援。重庆回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各方告急急电持续不断的飞向重庆求助。中国当时是人心惶惶，很多商人都低价甩卖存货，准备出逃，国民党已要打算再次迁都—-中国危机！这时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援手。除了原有的物资和经济援助，罗斯福总统还下令：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通道。陆上根本就不可能了，只有靠空中航路了。但中国领空也大多被日本人所控制。只有西南一角可以航行。于是，世界航空史上最伟大的创举——“驼峰航线”诞生了，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青藏高原，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沿途山峰平均海拔在4500至5500米，最高处海拔7000米。航线上不但气候条件复杂，而且因为当时的螺旋桨飞机还无力翻越沿途的一些高山，因此只能在山峰之间飞行。飞机在两山之间的凹处缝隙之间穿行，很像在骆驼的两驮峰之间飞行，所以就形象比喻这条航线为“驼峰航线”。“驼峰航线”处在印度洋暖湿气流频繁活动区域之中，空中云雾重重。飞机在山峰之间飞行时很容易由于气流的影响撞到高山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最可怕、最野蛮无理的高空运输线，被誉为“空中的地狱”。 “驼峰航线”开辟后，500多架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来飞去，每天运送200吨物资，从不中断。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空军志愿飞行队共飞跃驼峰8万次，飞行150万小时，运送部队3万2千人，运送物资140万吨。据统计，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563架，每三架飞机就有一架在飞行途中坠毁。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 据美国《时代》周刊1946年记载：到战争结束，在喜马拉雅山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落遍布在陡峭的山崖下，而被人们称为“铅谷”。在晴朗的日子里，飞行员甚至可以利用飞机残骸反射的太阳光来进行导航。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在3年零1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而且，不仅美国的这些援助都是无偿的，所有参与飞虎队的美国人的身份也都是志愿者，是自愿参与到这项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来的。 中国的抗战前线、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大都需要进口。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主要靠美方供给。（注6） d、帮助修筑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注7）： 早在1942年中国第一次远征军败退缅甸时，美国筑路专家便奉命设计从印度通向中国的公路。1942年12月10日，史迪威铲起了第一铲土，中印公路正式开始动工。 担当此次修筑公路任务的是中国驻印军第10、第12工兵团。美国最初派来了美军第83航空工程团和第41机械工程团共6000余人外,又派来了美国第84922航空工程营。还雇佣了印度、尼泊尔、中国等国家的劳工7000多人。整个工程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刘易斯.皮克少将主持的。实行机械不停、人员轮休的24小时轮番工作的制度。 中印公路全长1800多公里，几乎全部在缅北原始森林丛林地带，其中野人山（注8）就有近500英里。该公路要翻越13座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途中有难以记数的险坡急弯；此外，还有毒蛇、蚊虫、蚂蝗、痢疾的威胁，还有日军的进攻骚扰。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刚施工几天，鬼门关一处就有连续四个美国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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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毛泽东与宋美龄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斯文汉
14 六月 2009毛泽东与宋美龄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如持有陈腐的“男尊女卑”观念，则必将毛泽东与蒋宋美龄试作比较认为是不得体的，而从两人皆为中国人的人本立场出发，又何妨考量一下他们各自在民族危亡时期的表现与作用！ 抗战爆发前的宋美龄其人（注1）： 据史料记载，宋美龄于1897年3月5日（农历2月12日）出生在中国上海虹口朱家木桥（今东余杭路）。（注2）
1903年，宋美龄6岁进入上海三一堂女塾就读，在111岁（1908年）时与二姐宋庆龄一起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市的皮德蒙特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即专门培养官太太的学校），1917年返回中国。 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初遇宋美龄即展开了热烈追求，两人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注3） 1932年，宋美龄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日后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
1934年，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主导下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新政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喝开水、不吐痰、多识字，讲究文明卫生；秋天，宋美龄跟随蒋介石作了1个月的西北考察。
1935年，在宋美龄的促成下，中国成了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与张学良扣押蒋中正，实行“兵谏”，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宋美龄大为震惊。她当时因正在上海养病才没有随行。闻讯后，她不顾身体不适，急忙赶回南京同政府有关人员商议解救办法。 宋美龄竭力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推进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出险”。随后，宋美龄、宋子文等于12月15日飞往西安，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进行谈判，进展顺利，终至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等人飞离西安，“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抗战爆发后的宋美龄其事（注4）： 1937年，蒋介石授权宋美龄掌握空军；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并且成为名义上中国空军的总司令。 1937年8月22日（“淞沪会战”时期注5），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和炮击。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0英里。因路面大都被破坏，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正巧又有一只轮胎损坏，汽车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注6）
1938年，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通讯》出版；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
1938年影响非常大的美国《时代》周刊又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作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一九三七年“世界风云人物”，指出“一九三七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十三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
1943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的特使，于该年2月访问美国，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11天，其优美的仪态、高雅的风度和适度的言谈，赢得了罗斯福夫妇的敬佩。
宋美龄在此期间并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了《战争与和平》的演说，成为第1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2位女性（第1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 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 1940年3月21日，《纽约前驱论坛报》登载了宋美龄的《致美国妇女》一函，她在文中说到：“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沦为牺牲品。如果人们能注意到她们的悲痛，眼泪以及她们被烧毁的房屋所冒出的黑烟，那么美国妇女一定会在震惊之余，立即认识到这场正在威胁文明的灾难所带来的深远后果。……假如过去曾有过远方战鼓震动的威胁，现在……只有通过联合行动，至少从经济上，才有可能阻止自由和正义的民主思想趋于崩溃，才能使美国，特别是弱小和不幸的民主国家免遭所谓‘不可预测的危险’”。
当时，美国朝野对日本空袭珍珠港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所遭受的重创还记忆犹新，所以对中国艰苦抗战的英勇表现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们把这种敬意集中表达在对宋美龄的欢迎上。加以宋美龄有着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香蕉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
因此，美国一时掀起了“宋美龄热”，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的地位。接着，宋美龄又去加拿大访问，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对此，国际研究二战的人士评价说：“宋美龄历时7个月的新大陆之行，获得圆满成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佳国际环境。” 1940年4月18日，宋美龄偕宋霭龄、宋庆龄到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并由NBC广播网向美国全国转播，这是宋氏三姐妹重要的一次对外宣传活动。宋霭龄首先发言，她在演讲中用充满感激之情的口吻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为，强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信念，她还回忆了自己在美国生活、学习时留下的美好感情，呼吁美国人民继续站在中国人民
一边，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等。接着，宋庆龄和宋美龄也分别作了讲演。宋氏三姐妹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人民作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起了促进作用。 1942年2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访问印度，他们拜会了圣雄甘地、尼赫鲁、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勋爵，她还于21日在加尔各达电台亲自用英语广播了《告印度人民书》，宣传中国抗战，并对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和好评。 1943年7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会议本来全是男人们的天下，惟独宋美龄“母仪开罗”，与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三巨头高峰会变成四巨头会议。有人说她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是会场附近的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以外的最生动、最鲜活的形象。中国代表团重要成员虽皆能操英语，但宋美龄嫌他们“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常亲自重译蒋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 据统计，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对外演讲为：对澳洲1次，对英国4次，对加拿大2次，对印度3次，对美国26次。 抗战时期，宋美龄为民国政府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的照片成功激起了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又因有许多儿童成为孤儿并流浪各地，宋美龄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建立了许多“难童教养所”，仅在皖南国统区就有四、五个之多。难童们在教养所至少可以免费吃到饭，除了读书，还学会了不少抗战歌曲。据有人考证，如这种积德的事，在二战期间的各国还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表现：签于“正史”对毛泽东此期的历史介绍是早已广而告之，本篇谨取从略方法，并表明一个态度：官方和民间研究领域对他在抗战期间的研究成果、进展与评价尚未能充分公诸社会，所以其功过并非业已“盖棺论定”！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讲演、著述，均在陕北地区作为，又系1949年以后的原因，社会所了解的内容就可分1949年前、1950年以后、1965年以前、1966年以后、1980年以后、1989年以后的不同版本，请看官恕我不再在此详举。 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演讲（注7）： 1943年宋美龄应美国副总统邀请，2月18日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做了即席演说（讲演全文取自美国国会记录，1943年,1080-1 081页）—-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特别感动。但预先我并不知道今天要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诸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问候就行了。然而，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向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而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实物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过高。各位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吗？我见识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注：即罗斯福总统）演说草稿的玻璃柜子，里面的草稿从第一份、第二份……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谈起这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草稿。总统先生回答，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没有做草稿就在此即席演说，我想各位一定会谅解的。 贵国和我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友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有许多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友谊的基础，我也相信并非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觉。这里，我想讲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信念。 杜利特尔将军和部下驾着远程飞机一道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我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踏上我国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中国话：“MEIGUO！MEIGUO！”也就是美利坚AMERICA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中国人听了都笑起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了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还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们共同生活过。我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从小使用你们的语言，我想的跟你们一样，讲的也跟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跟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激动的掌声如雷）；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也就是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提出的“四大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大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我国人民深愿也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谈，而是将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孙、和全世界的现实！（掌声）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起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抗战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前线长沙。一天我们上衡山，那里有一处名胜古迹叫做“磨镜台”，有两千年历史。诸位也许有兴趣听一听这历史文物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旁有一座古寺庙。一名小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佗佛！阿弥佗佛！阿弥佗佛！……”他唱念佛号，时刻不断，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寺庙的住持老和尚于是也跟着拿了砖去磨一块石头，时刻不断地磨，日复一日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地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忍不住问住：“大师，您每天拿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佗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宣告我们有理想，还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 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们先生们说，如果没有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中国人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非常感谢大家。（全场掌声，全体议员与来宾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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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话” 斯文汉
14 六月 2009流传至今仍被不时提到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话”，就是发生在1945年的7月2日，他们在延安窑洞里关于中国政权周期率的一番问答，而二人在此前即非完全陌生，此后更有同路的合作故事及遗憾。 黄炎培其人和他在清末民国的旧事（注1）：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1878年生于江苏省（今上海市）川沙县，1899年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外文科并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又中江南乡试举人并于次年兴办小学堂，曾因鼓吹反清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续办学校。 黄炎培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再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皖、赣、浙、鲁、京等地考察了5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1915年4月至1917年，多次赴美国、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1917年，黄炎培赴英国考察，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该社来展开。1921年，不就教育总长之职，但参与起草了1922年学制和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支持“凇沪会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曾任主席；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1日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 …。 黄炎培与中共的故交和毛泽东早年听他讲演的故事（注2）：
19世纪二十年代，黄炎培就认识陈独秀（陈常来中华职教社访谈）、李大钊，1921年他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他专程到北京拜访李大钊，俩人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炎培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大钊《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长文。
黄炎培在“国共十年内战”中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
在抗战中的重庆，黄炎培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见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有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他题词，即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 。他针对此传言当场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注3）由于黄炎培题上了这首诗，令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注4）和1938年5月黄炎培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炎培，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此时起，他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抗日。
1940年6月14日，黄炎培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一是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二是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
1940年7月1日，黄炎培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941 年皖南事变前后，他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炎培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毛泽东早年听过黄炎培讲演的故事（注5）—-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5月，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炎培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 黄炎培在当时的演讲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这场讲演给时年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所以，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他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当场疑惑不解，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 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黄炎培等6位民国参政会员的延安之行（注6）：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
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褚辅成等6位民国参政会员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炎培深深地鞠躬，说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炎培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炎培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炎培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黄炎培目睹了延安地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感它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话”的官方典藏版本（注7）：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也被称为“窑洞对”。 统战重要对象的黄炎培（注8）：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他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住宅，当时他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
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并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炎培家慰问。
1949年2月，黄炎培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了北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
在西苑机场，黄炎培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毛泽东抵达北京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选择了黄炎培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毛泽东与黄炎培此次长谈良久—-毛泽东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毛泽东向黄炎培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他寄希望于黄炎培，因为他很清楚黄炎培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注9）。同时，毛泽东还希望黄炎培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
全场谈话，毛泽东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而黄炎培对毛泽东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难以推却就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并奠定了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他俩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发展到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的高潮。 领袖毛泽东与参政的黄炎培的关系和后者的为人（注10）：
1950年代初期，黄炎培对毛泽东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建国以后，黄炎培在周恩来两次亲临黄宅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捏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四个之一）并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炎培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但他考虑自己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而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1954年以前，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政策问题。黄炎培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对毛泽东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亦是有所保留的。他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他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炎培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泽东对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他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在已披露的黄炎培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泽东都曾欣然接受。至于黄炎培向毛泽东催索借期过后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确实“够英雄”。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炎培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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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毛泽东与“七大”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下）
8 六月 2009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探秘（注20）：
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由来—-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在代表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的报告中，强调: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时又明确提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关于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评价—-
党史研究领域以李东朗教授专文认为（注21）：“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党的领导层针对当时党所面临的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作出的。”他为此提出：“第一，它是当时党集中中央领导权力的产物。 第二，它是中共中央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第三，它是毛泽东威望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大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李东朗教授还认为（注22）：1.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是有特定内涵的: 它仅限于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是一种工作制度。它是对书记处工它是对书记处工作程序的明确规定:在执行和贯彻政治局的决策的过程中，书记处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其成员讨论、研究，最后由主席总结、集中，作出决策。职权与责任同在，担任“主席”，是领导班子的最高负责者，自然就得最后拍板，作出相应的决定。
李东朗教授还认为（注22）：1.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是有特定内涵的: 它仅限于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是一种工作制度。它是对书记处工作程序的明确规定:在执行和贯彻政治局的决策的过程中，书记处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其成员讨论、研究，最后由主席总结、集中，作出决策。职权与责任同在，担任“主席”，是领导班子的最高负责者，自然就得最后拍板，作出相应的决定。
2.新中国成立后，“最后决定权”的规定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它在赋予者和承领者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却是存在的，两者交相作用，助长了家长制作风的形成。这个规定是有悖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因为，“最后决定”是根据大家讨论、多数人的意见，还是“主席”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意见而作出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都是可以的，甚至从它的形成过程看是偏向后者的。
特别是这个“最后决定权”形成过程中体现出的党内对领袖的过于崇尚的思想，和它对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则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民主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最后决定权”的规定虽然没有了，但它在赋予者和承领者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却是存在的，两者交相作用、交替影响，发展下去，必然助长了家长制作风的形成，以至于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该决定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此即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由来。
举行“七大”—-毛泽东的全面胜利（注23）：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
“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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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毛泽东与“七大”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上）
8 六月 2009 毛泽东在延安岁月的政治轨迹，是由拥有“党军统帅权”与获得“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领袖资格，发展为在党内高层全面接管领导权的过程，而此时期也是他在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受到“红太阳”崇拜的开局，并因而在以后即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在“七大”之前的中央领导地位与“最高党权”的过渡和转移：
继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注1）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和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与王明的交锋之后，毛泽东通过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注2），确立了中共第一号人物的地位，接着以1941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为标志，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甚至说一不二
的领导核心。
有必要澄清以往“正史”模糊了的流行说法，即毛泽东是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忽视而靠党内拥戴才得到后者承认和接受的。其实，“‘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是毛泽东领
导地位确立的组织保证”，有专家经研究才提出了此结论：“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同、肯定，是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党内政治斗争的开展与主要领导人的变更和‘共产国际’有重大关系。（注3）”
自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虽仍由张闻天主持，但在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上就多以毛泽东居首，标志中央的领导权已经由张闻天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注4）
1940年3月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注5）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标明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组织程序的终结。（注6）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声名远播的理论家，而形势却不断在有所酝酿，他本人则在思考与把握必要的时机。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注7）：
从1940年开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注8）等人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1941年2月，张如心（注9）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同年12月底获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张心如作了“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即从此流播开来。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
22、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魅力”
8 六月 2009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成员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活动，尤以召开文艺座谈会和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战略主轴，在加强党领导的同时，将“阶级性”理论运用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确立了文学艺术活动的“二为方向”，其威力延续至今。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涌向延安的现象：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在东、西方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人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经历。而受此种国际形势影响，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日本加剧侵华和“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选择了延安。（注1）
与沉闷的“国统区”不同的是，延安成为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成了昭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灯塔（注2）：政治上，它是中共刻意经营的抗日民主模范特区，大量吸收着知识分子，极力鼓励学术研究、提倡言论自由；物质生活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此外，延安尚在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众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废除封建陋习”，致力于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吸引中外记者、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来延安参观访问与观察思考，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撰写了相关文章，进一步扩大了延安的影响。（注3）
中共更是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吸收和消化工作—–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又强调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呼吁“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中共还制定了奏效的“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注4）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想方设法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往延安，具体途径和过程是（注5）—-
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1937年，上海党组织调派的艾思奇和何干之（他们一行12人是首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1940年，周恩来关照张仲实、茅盾到达延安。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不断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又千方百计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
二是参加延安地区学校的招生考试。中共在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当时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红色桥梁七贤庄”之称。
中共专门设立了交际处负责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接待和安置：根据个人情况，安排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作，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材、各得其所。（注6）
“一二、九运动”（注7）以后，一批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量奔赴延安。据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在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他们走到了一起，“理由很简单，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
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注8）
到1943年12月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任弼时语)他们的走向延安，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水平，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注9）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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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共同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斗争 斯文汉
8 六月 2009中共同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斗争：
中共“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留苏学生，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注20）
1929年4月开始，他们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载各种文章，极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认为，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从而否定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且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注21）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开始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形势，党不应当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注22）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共的路线。（注23）
为抵制托派在党内的分裂活动，中共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告诫全党“首先要反对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坚决肃清党内托派的骨干分子，是党在反托派斗争中不可动摇的一条方针。
该决议要求即使对于参加托派组织的普通成员，在拒绝党的争取与挽救后，一般也被开除出党。这种严格果断的措施，以后一直认为在当时对确保党的组织不致被托派严重分化是必要而有效的。（注24）
托派在中共党内的活动，除少数在中央机关外，绝大多数渗透到党的基层组织之中。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就反托派斗争问题在中央直属支部所作的报告，分析了托派在党内产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揭穿了托派所实行的“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提出将反托派斗争问题提到下层去“、“提到支部中”去，以根本肃清托派的活动及影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4–47页）党内反托派斗争基本结束后，中央又一再警告全党要严防托派分子重新打进党内，注意肃清暗藏的托派。（注25）
系统考察（注26）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党内斗争，不难发现，它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偏向以至错误。
第一，党中央特别是李立三（注22）本人，对于反托派斗争中一些亟待回答的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问题上，李立三坚定执行武装斗争方针，能够顾及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怕农民斗争及立足于农村根据地的红军力量超过城市工人斗争。然而，他却没有跳出托派死守的“城市中心”论的圈子。李立三中央同陈独秀等人在反对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所初步产生的正确认识方面，尽管立足点不同，却有着相一致的因素。正是以上两点偏向，构成了立三中央以后不久从反“取消主义”走向“冒险主义”的基本前提。
第二，斗争中的片面化偏向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李立三在反驳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时，更加表现出走向极端的偏向。他反击了陈独秀等人否认革命形势存在、贬低革命力量的悲观论调，却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对革命形势与革命力量盲目乐观；他反对陈独秀等人迷恋于合法活动，却不注意充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合法斗争方式，不顾客观情况地执着地从事城市非法斗争，大搞没有成功把握、超越群众觉悟程度的节日示威和游行集会等等。这种种被放纵起来的“左”的错误倾向，对党内“冒险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
党内反托派斗争中还夹杂着反“调和倾向”的斗争。所谓“调和倾向”，指的是以何孟雄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地区部分从事实际工作的党的干部，由于对托派思想认识模糊，在确信它根本错误的前提下，又觉得有些具体主张并非全错。同时对李立三负责的中央日益“左”倾的领导工作也表示不满。显然，这种看法完全属于党内思想认识问题，同托派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事实证明他们对中央工作的一些不同意见还是不无可取的。
但是，中央在反托派斗争中，把这些人简单地确定为“调和派”，甚至向全党提出“反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取消派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陈独秀等人及归国留学生托派被清除出党后，中央进而把党内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调和派”。
李立三在党内反托派斗争结束后，又把主要借助于强制性手段排斥制止托派思想在党内流传的作法，运用于对待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讨论”（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言与结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因而使得“六大”以后一度恢复起来并逐渐趋于正常化的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的政治组织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发展了党内机械过火的斗争。
1929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注27）
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注28）
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注29）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鼓吹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最后打击变成了残余的，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注30）
毛泽东对托派的态度：
毛泽东认可并支持中央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到延安以后在《论持久战》（注31）中，甚至将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此后则基本维持了中央对党内托派分子的打压态势，既使在斯大林死后，他领导了中共开展了多年的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和苏共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未触动“反托派”的历史旧帐，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全面否定托洛茨基其人和托洛茨基主义。
而在毛泽东身后，一批长期关押的托派人士才获得了人身自由，那些牺牲在1949年以前的著名人物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注32）的“托派”帽子才被世人所知（与毛泽东责任无涉）。
说明：本篇写作参考了王凡西的《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一些人物回忆录、著述。
注1：参见“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