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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上）

19 五月 2009

1942年冬春之际，先以延安为中心，随即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它在延安开展的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注1）。
延安整风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被认为“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气质，重建了以他为绝对领袖的党内体系，奠定了举党“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对党内生活和党风、以及1949年后的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也有重大影响（注2）。
延安整风运动简要始末（注3）：
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5月开始，最初只在中央领导
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方法、步骤；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各解放区都先后开始了整风运动。它于1945年4月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第三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正史”说，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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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缘分 斯文汉

19 五月 2009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曾经交会在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和建党初期，耐人寻味的是他俩政治生涯的异同，既是各自命运的写照，又是中国甚至世界社会历史影响与变迁的折射！
陈独秀的生平简介（注1）：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他在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注2）。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从当年到三十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在“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注3），他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注4）。
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出党。12月，他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1年5月，他出席了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
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省（今重庆市）江津县。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此为其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注5）。
毛泽东、陈独秀投身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中，陈独秀无疑扮演了先驱者、宣传家、活动家和主要领导人的角色，而毛泽东作为后起之秀，也曾自诩为是由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而来的（注6）。
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指令担纲和以后又被解除领导职务相似，毛泽东在陕北取得党的主要领导权的合法性程序和授权，也是系来自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首肯。
但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思想路径却迥异，各自对待中国社会、革命等问题的看法皆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生前地位又大相径庭和身后的历史评价也分别产生了变数。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陈独秀，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遗憾的是，毛泽东可能因发动“文革”以后的无暇顾及，而陈独秀的一个女儿及其子从深圳投奔了自由的香港，之后再设法辗转经由加拿大最终定居在了美国（注7）。
陈独秀晚年的一些政治观念（注8）：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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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与歧路 斯文汉

19 五月 2009

从长征途中开始勃发，到张国焘在西安投靠了国民党，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及其发展与“正史”的“一边倒”叙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政治上的好恶观念。
因非白即黑的“皇民观”使然，导致了毛泽东绝对正确的“红太阳”地位，与此相反则是张国焘邪恶的“大叛徒”形象。不过，大陆曾长期如此，而海外却有所不同… …。
寄目往昔，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毛、张交锋之前与以后的张国焘其人和有关故事。
老资格的革命者、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注1）：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
张国焘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共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在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政府”逮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张国焘在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5人）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之后他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两军会师后的失败分子”（注2）：
1935年6月，张国焘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在懋功（今为小金县）与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足1万人）会师后，他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
由于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红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张国焘才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了他所成立的“党中央”。
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失去党、军领导权）。
张国焘的叛逃及政治沦丧（注3）：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据研究“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恐惧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又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4）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从当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他还能接受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注5）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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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与王家祥的交谊 斯文汉

19 五月 2009

毛泽东能够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固然是离不开他在延安还称作“明君”张闻天的“扶上马，送一程”，但“人和”方面则还有一些，而王稼祥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红色教授”型的留苏人物（注1）：
王稼祥，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他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因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注2）。 王稼祥在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在中央苏区以及踏上长征之后：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这胜过关公的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注3）”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注4）：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 传奇地走完长征（注5）：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然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待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戏说“领导”的由来—– 李若石

17 五月 2009

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 已……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 已……原文地址：http://xinhuoqiangshou.blog.sohu.com/47531940.html已……

抗震救灾哪天胜利的？

13 五月 2009

公元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四川映秀镇举行纪念四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活动中，我们听到了“胜利”的声音，声音出自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口：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表现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概，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
……灾区人民正大踏步走向新生活。这一切，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句好象又在说抗震救灾没有胜利!)……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取得的成绩，必将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正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努力夺取经济社会发展新胜利。
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拼搏才能胜利……
我百思不解，这一口一个的“胜利”是哪天取得的？抗震救灾真的胜利了吗？谁胜利了？
既然是抗震救灾的胜利，那么，就首先应该是四川人的胜利! 请问，灾区人的永久性住房“胜利”了吗，吃的穿的用的“胜利”了吗，残疾孩子的安置“胜利”了吗，灾民的心理“胜利”了吗，生产生活秩序“胜利”了吗？
既然胜利了，那么地震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胜利”了!请问，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他们的数量是多少，他们的校舍质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谁是问题的制造者？还有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商与官，我们把他们“胜利”了没有？还有那些尸位素餐的地震工作人员，有没有让他们“胜利”地走人？
既然抗震救灾胜利了，那么，地震的原因也应该胜利查到了。请问，地震究竟与三峡、与四川盆地星罗棋布的水库有没有关系？在地震带及附近建水库是创举还是无知？ 如果受灾民生活没有胜利，灾难的问题与原因没有胜利，那么这胜利不属于天地和人民。它只属于那些食我民脂民膏，正在做份内工作或什么也不做的领导阶级!
古时，天地人被称为三才，人们讲究敬天畏地，讲话忌惮那“举头三尺的神明”。文学家孙犁就是这样的人，他曾说这样的话，这里篡改他几个字：
如果我们能够在将来，把我们今天所作出的“胜利”，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地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曾横着四川八万多具尸体的土地，你知道我们是哪天胜利的吗？

百万蟾蜍上岸 四川又要地震？

7 五月 2009

(来源：四川新闻网 )近日，四川绵阳安县桑枣镇香溪村突然出现大量蟾蜍，仅席兴国一家周围，就有上百万只。这些蟾蜍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每次出门都要踏过无数尸体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看到屋外满院子的，大家都没有吃饭的胃口。村民担心这是地震发生的前兆，专家已赶往现场查看。安县桑枣百万蟾蜍齐上岸 县林业局说很正常　　四川新闻网安县5月5日讯(记者 莫秀娟 实习生 谢娟 张亚芝) 前日一早，家住绵阳安县桑枣镇香溪村4组的席兴国打开家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一眼望去，在视线所能及的范围，地面上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小拇指般大小、黑压压一片小蟾蜍，要想出去根本没法下脚。再一探头，只见院子里、路上、邻居房子周围都被上百万只蟾蜍包围了。如此异常现象，村民担心为地震前兆，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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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蟾蜍“包围”住家　　今日上午7点，本网接到热线反映，安县桑枣镇香溪村4组的席兴国家周围出现密密麻麻的蟾蜍，有上百万只。9点过，当记者敢到现场，只见席兴国的房屋周围以及隔壁邻居家前前后后全布满了小拇指般大小的灰黑色蟾蜍。除了坝子中间的蟾蜍比较稀疏外，路上、墙角等地比较阴暗的地方，出现蟾蜍蜂拥、扎堆现象。席兴国指着被踩死的蟾蜍说：“根本没法下脚，一脚下去就是十几个。你看，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蟾蜍的尸体。”　　在现场，记者发现，被蟾蜍包围的几家人的前面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漂浮着很多垃圾，而池塘里的蝌蚪非常密集。而蟾蜍则都是由池塘奔向住家。席兴国说：“蟾蜍上岸不是这一两天，在上个星期就有蟾蜍乱串，但数量不多，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现在蟾蜍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上百万只了，这种现象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据席兴国介绍，蟾蜍晚上和早上最多，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渐渐减少，近3、4天都是这样。　　村民受惊吓生活受影响　　席兴国的邻居张敏告诉记者，他们全家老小都怕这种东西(蟾蜍)。虽然蟾蜍一两只不可怕，但数量那么多，每个人看了都起鸡皮疙瘩。而且每次出门都要踏过多少只尸体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大家达成协议就是要么呆在家里，要么一直呆在外面，什么都不能做，给日常生活造成很多的不便。“我们的早饭几乎不能吃，”席兴国说：“今早上起床，就有几只蟾蜍通过缝隙爬进里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被爬过，哪些又是干净的，让人防不胜防。我们早上煮了饭，全家人没有一个人吃了的，看到屋外满院子的这种东西，大家都失去了胃口。昨天，蟾蜍的数量还没有今天那么多，我们就用扫帚来扫，但没隔多久，它们又聚集过来，一会儿就又遍地都是了，我们简直拿它们没有办法。”　　担心怪现象为地震前兆　　令席兴国它们如此担心的原因除了蟾蜍太“壮观”外，还有就是担心这是地震发生的前兆。席兴国及邻居都认为这么反常的现象是动物的先天灵敏性，嗅到某种天灾的发生，因此它们都认为很有可能会发生地震。安县林业局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了事发当地查看情况。据安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说，这里处于农田的低洼地段，很适合蟾蜍生存，现在正是蟾蜍繁殖季节，加上被生活垃圾污染的池塘水温略高，非常适合蟾蜍产卵和孵化，在孵化时间集中、孵化率高的情况下就会爆发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移，这种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蟾蜍属于益虫，对绿色庄稼有保护作用，它们的到来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民不用为此担忧。但到底与地震有无关系，他们也无从定论。下午，安县地震办工作人员听说此事后，也很快赶到现场查看。　　是否与地震有关，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延伸阅读：青蛙蟾蜍频繁上路 原因众说纷纭　　湖北宜昌上万青蛙上路 专家称是繁殖季节(图)　　四川一水库数万幼蟾蜍爬上岸 居民惊呼心头发麻　　重庆水泥路现万只小蛤蟆 专家称不必恐慌(图)　　大量蟾蜍袭四川雅安山村 村民疑与地震有关(图)media_span_url(‘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09/05/07/011879852.shtml’)瓜神曰：蛤蟆上树去打酱油，怎么又上岸了，有请专家!

14.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 斯文汉

1 五月 2009

如果不是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发生了举国为之欢庆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以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肇兴，那么我们将很不清楚中共有过一位在艰难岁月里担负总责任的张闻天同志，或者更无从知晓他曾经是毛泽东的老领导哩！
与天下人所闻之如雷贯耳的毛泽东不同，自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就沉寂了的张闻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呀？
那好，我们就从张闻天的生平说起：
党内学者型的人物：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市南汇区）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注1）
张闻天曾就读于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小学，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注1）
1919年，张闻天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
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同志们，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民主型的领导干部：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国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1930年，回上海任中宣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不太左的“正史”曾述及张闻天曰：“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也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长征前的清醒领导者：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张闻天与毛泽东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张毛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因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2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约有5000字）的社论，提出了对红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也被后来中央和红军长征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较早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已经为红军长征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这些观点，在1935年1月17日张闻天在长征途中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1936年毛泽东在志丹窑洞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得到了相当系统和生动的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来看，《一切为了苏维埃》是一份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思想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整个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张闻天对长征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毛泽东在”十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样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接着还进一步强调：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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